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现代史上彻底的反帝反封建运动，也是一次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新文化运动。天津爱国青年学生同各界群众一起奋力投入这场反帝爱国运动，勇敢地冲在斗争的最前线，对五四运动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天津革命历史上写下光辉篇章。

五四运动的起因

　　五四运动的直接导火线是中国在巴黎和会上的外交失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1919年1月起，协约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召开“和平会议”(即巴黎和会)。这次和会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取胜的几个帝国主义强国把持下进行的。中国也派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中国代表在会上提出废除外国在中国的势力范围、撤退外国在中国的军队等七项希望和取消1915年中日协约(以日本提出的殖民地化中国的“二十一条”为基础)及换文的陈述书。这两项提案是合情合理的，但都遭到拒绝。会议在列强操纵下，竟将战前德国在山东攫取的种种特权转让给日本。北洋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的压力，竟指示中国政府代表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5月4日，北京13所大专院校的3000余名爱国学生在天安门前集会，高呼“外争国权，内惩国贼”“取消二十一条”“拒绝和约签字”等口号，会后举行游行示威，强烈要求拒签和约、惩办亲日派官僚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学生们包围了曹汝霖住宅，痛打了藏在曹宅的章宗祥。北洋政府派军警镇压，逮捕学生30余人。北京学生立即实行总罢课，并通电全国表示抗议。一场规模宏大的反帝爱国运动爆发了。

内惩国贼外争国权

　　五四运动爆发的消息，在天津各界尤其是爱国学生中引起强烈反响。5月5日，天津《益世报》《大公报》对五四运动的爆发作了比较详细的报道。5月6日，经北洋大学学生张太雷等组织联络，天津中等以上10所学校的学生代表和北洋大学学生近千人，齐集北洋大学礼堂，愤怒声讨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一致表示要坚决和北京学生站在一起，为“外争国权，内惩国贼”而斗争。5月7日，各学校分别举行了“五七”国耻纪念集会和示威游行。

　　在不断高涨的爱国热潮中，5月14日，天津中等以上13所学校的代表集聚直隶水产学校，正式成立天津学生联合会。25日，天津女界爱国同志会成立。爱国学生团体的成立为反帝爱国运动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爱国学生的影响下，天津工人和各界群众也发起成立了救国十人团、公教救国团等爱国团体，积极开展反帝爱国运动。5月30日，7000多名码头工人宣布罢工，拒绝装卸日货。天津总商会、直隶省教育会团体和南开学校校长张伯苓等社会贤达也纷纷致电北洋政府和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专使，坚决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并要求立即罢免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

　　6月3日，北京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对在街头集会宣传的数千名学生实行严厉镇压，逮捕170余人。当晚，北京学生联合会代表抵达天津，报告北京大批学生上街讲演遭逮捕、驱赶的情形。天津学生联合会立即将此消息电告上海，呼吁各地一致起来声援，并致电北洋政府提出抗议。

　　为声援北京被捕学生，6月9日，天津各界群众在河北公园(今河北区中山公园)隆重举行公民大会。天津学联副会长马骏登台演讲，呼吁各界民众联合起来，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商界罢市等种种强力手段，敦请北洋政府释放被捕学生，罢免三个卖国贼职务，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在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的影响和推动下，总商会决定从6月10日起罢市。

　　全国各地反帝浪潮的冲击，尤其是近在咫尺的天津的“不稳之象”，使本来就穷于应付的北洋政府更加惶恐不安，他们不得不下令释放被捕的学生，免去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的职务，五四爱国运动取得了初步胜利。

　　在共同的反帝爱国斗争中，天津各界民众增进了相互了解，加强了联系。6月18日，天津教育界、文化界、工商界、妇女界和宗教界联合成立天津各界联合会，由工商界爱国人士卞月庭、教育界爱国人士马千里分任正副会长，使全市的各支爱国力量紧紧地团结起来。

　　6月中旬，北洋政府无视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决定在巴黎和约上签字。消息传来，天津人民展开了更大规模的斗争，6月20日起，天津学联、天津织布工人联合会、天津电车工人联合会、天津总商会相继组织了罢课、罢工和罢市活动；27日，马骏、刘清扬等10名天津代表同北京、山东、山西等地代表联合赴总统府请愿。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拒绝接见，各地请愿代表聚集在总统府门前坚持斗争。经过持续30多个小时的据理力争，6月28日，徐世昌被迫接见各地请愿代表，答应拒签巴黎和约的要求。天津人民同全国人民一起赢得了五四运动的又一个胜利。

抗议军阀当局镇压

　　拒签和约的目标实现后，五四反帝爱国运动仍在持续发展。7月下旬，北洋政府为镇压山东爱国运动，宣布对山东实行戒严。8月5日，山东戒严司令、济南镇守使马良大肆镇压爱国群众，杀害回教救国后援会会长马云亭等三人。消息传来，天津爱国群众义愤填膺，为抗议军阀当局对爱国群众的镇压，天津爱国学生和各界群众迅速掀起了声援山东人民，抗议山东军阀马良镇压爱国群众的斗争。8月6日，周恩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报》上发表《黑暗势力》一文，大声疾呼：“黑暗势力‘排山倒海’地来了。”我们“要有预备，要有办法，要有牺牲！”随后，《天津学生联合会报》立即派人到济南调查采访，揭露血案真相。8月23日，刘清扬、郭隆真等10名天津各界代表与北京、山东、直隶等地代表一起到总统府请愿，要求严惩马良，解除山东戒严，却全部遭到逮捕。8月26日至28日，京津2000多名请愿学生聚集在天安门，在马骏指挥下包围总统府、国会和国务院，进行请愿斗争。北洋政府派出大批军警驱赶、殴打请愿学生，马骏等代表被逮捕。周恩来等闻讯后，组织天津学生赶往北京，同京津学生和各界代表一起连日在总统府门外露宿请愿。在声势浩大的群众声援下，北洋政府被迫于8月30日释放被捕代表。

　　9月底，全国学联应山东各界爱国团体的要求，决定组织各省代表再度前往北京进行请愿斗争。10月1日，天津、上海、山东、河南等七省市的31名代表到新华门前请愿，提出取消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恢复山东主权，惩办马良，取消山东戒严令等五项要求。北洋政府拒不接受，并逮捕全部代表。10月10日，天津学生、各界群众约5万人在南开操场集会，痛斥北洋政府镇压爱国运动的罪行。会后，与会群众不顾军警的阻拦、殴打，奋力冲出重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环城示威游行。邓颖超等11人冲出会场时遭警察殴打身受重伤，受轻伤者不计其数。

　　为抗议天津当局的压制、迫害，10月13日，南开大学等13所中等以上学校举行了为期6天的短期罢课。10月20日，在天津学生联合会、女界爱国同志会等团体发动下，天津各界一万余人前往直隶省公署请愿，强烈要求惩办杨以德(天津警察厅厅长，指使天津军警镇压、殴打爱国学生的主谋)，无条件释放被北洋政府逮捕的各地请愿代表。天津的这一斗争得到全国学联等团体的有力声援，与各地爱国斗争相互响应。11月7日，北洋政府被迫释放10月1日在新华门前逮捕的各地请愿代表。

赢得狱中斗争胜利

　　1920年初，作为全国性的五四反帝爱国运动已进入尾声，而天津人民为声援“闽案”，抗议反动当局镇压，仍进行着颇具声势、英勇顽强的斗争。1919年11月16日，日本军国主义者为破坏抵制日货运动，蓄意滋事，殴打爱国学生，造成枪杀一人、打伤多人的福州惨案。天津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等团体迅速致电声援，决定召开国民大会，开展更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11月24日，学生联合会召集各校学生千余人集会游行，并赴省公署请愿。天津各界联合会、天津总商会也致电北洋政府，要求对日严正交涉，严惩福州惨案肇事凶犯。12月20日，天津各界群众10万人在南开操场举行声势浩大的国民大会，焚烧日货，并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

　　在抵制日货运动的热潮中，1920年1月23日，学生联合会调查员在魁发成洋货庄检查日货时，遭到毒打。消息传开，激起社会公愤。可是当各界代表向直隶省公署请愿时，天津反动当局不仅不惩办店主和日本浪人，反而下令逮捕了马千里、马骏等20余位各界代表。随后又查封了天津学生联合会和各界联合会，妄图以此把天津的爱国运动镇压下去。

　　在极为严峻的形势下，1月26日至28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各校学生代表秘密会议，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1月29日，在周恩来等人领导下，天津各校学生数千人再次到直隶省公署请愿示威，提出启封各界联合会、学生联合会，释放被捕代表等要求。不料，直隶当局下令再次拘捕请愿代表，并出动大批军警镇压请愿学生，制造了轰动一时的“九一廿九”(民国九年1月29日的简称)流血惨案(也称天津一?二九流血惨案)。军阀当局的暴行，激起爱国学生和社会各界的强烈义愤。学生联合会发动各校学生罢课以示抗议。周恩来等各界代表被捕后与反动当局进行了不屈的斗争。2月6日，周恩来、于方舟各写了一份抗议书，向警察厅厅长杨以德质问被拘理由。4月2日，周恩来和难友们经过秘密联络，在拘留所内开展了绝食斗争。他们的斗争得到社会各界的有力支援。4月5日，由天津中等以上男女各校联合组建的新学联，推举谌志笃、邓颖超等24人为代表，到警察厅要求替代被捕代表入狱。慑于社会各方面的压力，警察厅于4月7日将周恩来等由警察厅营务处移送天津地方检察厅看守所。在检察厅看守所，周恩来和难友们始终保持着昂扬的斗志，举办读书团，学习新知识，介绍新思潮，研讨社会问题。在全国舆论和天津各界人民声援下，7月17日，反动当局不得不无条件释放周恩来等全体被捕代表。

　　经过五四运动的锻炼和考验，周恩来、马骏、刘清扬、郭隆真、张太雷、于方舟、邓颖超等一批先进青年迅速成长起来，为中国共产党地方组织在天津的建立在思想上、干部上做好了准备。五四运动播撒的火种，最终在神州大地上形成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燎原之势。

(赵风俊  原载《求知》2017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