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方舟，1900年9月15日出生于天津市宁河县俵口村一个农民家庭，是天津五四运动杰出的领导者之一，也是天津早期党团组织的重要负责人。

投入学生运动

　　1917年秋，于方舟考入设在天津的直隶省立第一中学。在学校，他担任《进修》周刊的编辑员，以杂文、论文、诗词等各种文体针贬时弊，揭露军阀混战、恶吏贪残的罪行，描写百姓的痛苦生活。他创作的纪实小说《庚子燹余记》，通过描写一个小康之家由京都逃难，流离僻乡后的凄惨遭遇，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以“芳洲”为笔名撰写的《蠹矢录》，揭露了社会豪强依仗权势欺压善良的罪恶现象。面对神州破碎民不聊生的情景，于方舟立志以天下为己任，救国民于水火。

　　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于方舟立即投身于反帝爱国斗争的革命洪流。5月6日晚，他代表直隶一中参加了天津各中等以上学校代表的紧急会议。回校后，他立即组织成立学生救国团并被推举为团长。随后，他代表直隶一中出席了“天津学生临时联合会”筹建成立大会，参与领导了国耻纪念日示威游行。5月14日天津学生联合会正式成立，于方舟被选为天津市学联评议会委员，随后又被选为天津市各界联合会学生代表之一。他带领直隶一中的学生，冲破学校阻挠，参加了天津15所中等以上学校的罢课斗争。9月，于方舟与其他学生运动骨干一起组织成立进步团体新生社，并出版《新生》杂志。

　　1920年1月29日，于方舟与周恩来等率天津爱国学生千余人赴直隶省公署请愿，要求政府坚决维护国家主权，恢复各界联合会和学生联合会，释放因参加请愿活动被捕的代表，不干涉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学生的正义行动遭到军阀当局的野蛮镇压，于方舟与周恩来、郭隆真等请愿代表被捕入狱。在狱中，于方舟毫无畏惧，据理斗争，对反动当局逮捕青年、镇压学生的行径予以无情揭露。他与难友一起开展绝食斗争抗议非法拘捕，共同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开庭公审的法庭上，于方舟理直气壮，慷慨激昂地进行答辩斗争。他就检察厅判他们为“骚扰罪”据理反驳道：“试问省长是中国行政长官，学生是中国学生，以中国学生请愿于中国行政长官，何得谓之触犯刑律？倘省长为日本省长，学生为中国学生，加以骚扰罪名，或可有之。”在全国舆论和天津各界群众声援下，7月17日，反动当局不得不释放于方舟等人。

组织农民革命斗争

　　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和对马克思主义的深入学习，于方舟进一步认识到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更加坚定了解除人民痛苦的决心。获释后，学校以宣传“过激主义”的罪名将他开除了学籍。回到家乡，面对国家极度黑暗、人民异常困苦的现实，目睹广大农民终日在饥饿和死亡线上挣扎的惨状，他开始深入到劳动群众中去，宣传革命道理，组织农民进行革命斗争。

　　为了启发农民群众的思想觉悟，让广大农民认识自己贫穷的根源，看清自己的敌人，从而比较自觉地参加革命斗争，于方舟用浅明、简短的文字编写传单，说明什么是帝国主义，什么是军阀，什么是土豪劣绅，并以工整的字体抄写散发给广大农民。他用易于被农民接受的歌谣形式，编写破除迷信的小册子并广为散发，以打破封建迷信思想对农民的束缚。在他的启发引导下，当地农民的政治觉悟不断提高，有些村的农民自发组成请愿团，到县政府请愿，逐步走上革命斗争的道路。

　　这一时期，于方舟还直接领导了宁河农民的抗税斗争。当时，宁河县议会议长刘瑞五提出对盐、碱、薄、洼的土地每亩增征二钱六厘银子的附加税，使农民的负担大为增加。于方舟对这种残酷的剥削行为无比愤慨，决心发动农民进行抗税斗争。他走村串户，以宁河县旅津学生同乡会的名义，召集暑假回乡的进步同学，率领贫苦的农民、渔民去县政府请愿。在县政府，于方舟当面质问刘瑞五：“你身为议长，既不体贴民苦，又讲不出附加税的正当用处，盐、碱、薄、洼之地，又多数不在你们地主豪绅之手，如此的附加税，岂不是为害于民吗？”他代表大家要求当局立即宣布撤销原案，撤回增收附加税的告示。在随同群众的声援下，县政府只好当场宣布免征附加税，斗争取得了胜利。抗税斗争表明，于方舟已走上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建立天津地方党团组织

　　在家乡开展革命活动的同时，于方舟积极探求革命真理，与北京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取得联系并成为该会的通讯会员。1920年秋，他在新生社的基础上建立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并发行会刊，热情介绍十月革命后苏俄的情况，积极宣传革命的主张。1921年，于方舟根据李大钊的指示，将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改为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于方舟考入南开大学文科，继续在天津市区从事革命活动。1923年经李大钊介绍，于方舟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他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崭新姿态，更加自觉地献身于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经李大钊推荐，于方舟同江浩、李锡九等作为北方代表出席大会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正是在这次大会期间，他作《方舟歌》自警道：“狂澜四面严相逼，群生彼岸须舟亟。方舟负任一何重？方舟遭境一何逆？”他激励自己：“努力壮尔神，努力执尔舵，战胜眼前魔，何愁沧海阔？”同时，他也正式把自己的名字由于兰渚改为于方舟。

　　为了适应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李大钊指示于方舟、江浩、李锡九等人返津后加紧筹建中共地方组织和国民党地方组织。于方舟等回津后，于2月底组建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并担任了国民党直隶省党部和天津市党部的主要领导人。在组建国民党地方组织的掩护下，于方舟等秘密地进行着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筹建工作。

　　1924年3月，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在高等工业学校召开重建大会。于方舟在会上作报告，传达中央通告，提出团组织在天津活动的范围、方法和原则并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团地委建立后，加强了对团员和进步青年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组织广大团员深入工厂、农村进行革命宣传，在协助党组织开展学生运动方面，做了大量工作。

　　9月，天津全体共产党员在法租界24号路(今和平区长春道)普爱里34号召开大会，正式成立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于方舟当选为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委员长。

推动大革命高潮在天津的兴起

　　发动工人和各界群众迅速投入国民革命运动，迎接即将到来的革命高潮，是天津党组织的中心任务。根据党的指示，于方舟积极推动统一战线的形成，并领导各界群众开展斗争。

　　1924年11月，孙中山接受冯玉祥的邀请，发表《北上宣言》，提出召开国民会议、废除不平等条约、停止内战的主张。根据党的指示，于方舟等迅速发动群众，开展了声势浩大的欢迎孙中山北上、呼吁召开国民会议的运动。他们以国民党直隶省党部的名义发起了组织天津市民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筹备会，并组织召开了欢迎孙中山先生大会，以扩大反帝反封建的宣传和影响。同时组织党、团员深入工厂、学校及市区街道，宣传民主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主张，有力地推动了北方革命形势的发展。

　　1925年初，在中共天津地委的推动下，天津各界人民国民会议促成会成立，70余团体参加，于方舟当选为宣传科主任。在他的组织和领导下，宣传活动从市区深入到县城，各县国民会议促成会也建立了起来，从城市到农村形成了国民会议运动高潮。与此同时，以党、团员为骨干的反帝运动大同盟、非基督教大同盟、妇女联合会等群众组织也迅速建立起来，并公开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天津后，天津地委迅速将各阶层的人民组织起来，各个阶层的沪案后援会纷纷成立，工会组织也在反帝斗争中迅速发展。根据中共天津地委的决定，于方舟领导天津电车工人开展了罢工斗争。当时，控制天津电车公司的比利时资本家企图实行车票加价，一时民怨沸腾。为了号召群众起来参加斗争，于方舟通过编写、散发传单，揭露比利时商人敲诈市民、谋取暴利的阴谋。他秘密深入到电车工人宿舍，与工人进行座谈，了解工人生活以及对车票加价的反映，解除某些工人对举行罢工的顾虑，启发他们的反帝爱国觉悟。在于方舟等人的发动和组织下，天津电车工人的罢工斗争，与纺织、海员、印刷、码头工人的罢工斗争一起，把天津的大革命运动推向高潮。

　　于方舟还想方设法把党的文件、报刊，及时地送到广大农村地区，推动农会组织建立和农民运动开展。天津党组织也在斗争中成长壮大，基层党支部迅速在工厂、学校、农村建立起来，为进一步开展革命斗争奠定了坚实基础。

领导玉田暴动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党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方针，各地纷纷举行武装起义。10月，北方局制定了《北方暴动计划》，决定在京津地区发动大暴动。中共顺直省委派出党员干部在冀东玉田一带发动农民武装暴动。暴动取得初步胜利后，奉系军阀派出重兵对农民军进行围剿。中共顺直省委派于方舟率领一批军事干部加强对暴动的领导。在于方舟的主持下，农民军改编为京东人民革命军，并根据省委意见，准备第二次攻打玉田县城。整编时，人民革命军还做了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和袖章，公开打出了中国共产党的旗帜。

　　10月底，部队进入遵化县东南部，按计划准备夺取平安镇。经过周密部署，部队向敌人发动突然袭击，打死打伤警卫民团数十人，缴获长短枪15支，解除了全部反动武装；没收了税务局和部分豪绅的财物，分给了贫苦百姓。人民革命军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不久，部队进入鲁家峪，遭到反动民团二三千人包围。由于敌我力量悬殊，人民革命军缺乏战斗经验，遭到重大伤亡。分散突围时，于方舟等被捕。被捕后，于方舟被押解到玉田县城。在狱中，面对敌人的威逼利诱和种种酷刑，他坚贞不屈。1928年1月14日于方舟在玉田县城外刑场英勇就义。

(李卫永  原载《求知》2017年第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