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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大钊与天津党团组织的创立,为天津党团组织的创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时间 2019年04月12日 来源 《求知》 



       李大钊,字守常,1889年10月29日生于河北省乐亭县大黑坨村。1907年考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预备科,1910年转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政治本科。1913东渡日本求学,1916年回国后积极投身于新文化运动及五四爱国运动的推动和发展。李大钊为我国马克思主义的早期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建积极开展工作,并将天津作为传播革命思想和开展革命活动的重要地区,为天津党团组织的创立倾注了大量的心血。

引导青年走马克思主义道路

  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李大钊受到极大的鼓舞和启发。1918年12月,李大钊与陈独秀发起的《每周评论》创刊,以短篇文章批评时事,宣传新思想、提倡新文化。随着对马克思主义认识和理解的加深,他逐步明确地站到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来,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他积极宣传马克思主义,发表了许多文章,在思想界尤其是广大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

  五四运动爆发后,李大钊积极参与并领导这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他连续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文章,深刻揭露帝国主义的侵略本质,更进一步地指出中国人民的斗争目标,号召“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决”。天津的反帝爱国运动蓬勃发展起来,李大钊对天津的爱国运动,特别是对革命青年团体给予了亲切的关怀和指导。


  1919年9月21日,觉悟社成立后的第五天,李大钊接受天津学联和女界爱国同志会的邀请来到天津。他先是在维斯理堂对天津青年作了公开讲演。主要内容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和十月革命胜利的意义。他强调指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运动必须坚持到底。”告诫青年们“一要不承认一切卖国条约和密约,二要实行民族独立自决,三要打倒卖国贼和一切危害人民的人。”讲演后,李大钊来到觉悟社,与社员们进行座谈,引导青年们走马克思主义的道路。李大钊对觉悟社男女同学合作、打破封建隔阂组成团体非常赞许;对觉悟社出版不定期刊物《觉悟》表示赞成,并给予了许多鼓励和指导,建议大家认真阅读《新青年》《少年中国》上的进步文章,分类研究各种学术和社会问题,探索改造中国的道路。李大钊和蔼可亲、虚怀若谷的长者风度给觉悟社社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李大钊的启发和鼓励下,这次活动之后觉悟社社员加紧学习和研讨,认真阅读李大钊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努力用先进的思想武装自己的头脑,并与反动当局进行了英勇顽强的斗争。

  1920年8月16日,在北京陶然亭举行的觉悟社与少年中国学会等五团体茶话会上,李大钊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发言,他认为各团体有标明主义的必要,各组织应联合行动。这次会后,在李大钊的指导下,五团体代表又召开了一次“筹备会”,商定成立一个名为“改造联合”的组织。“改造联合”的宣言和约章接受了李大钊的建议,要求各团体“本分工互助的精神,以实行社会改造”,并提出“到民间去”的口号,推动了革命青年与工人阶级和各界群众相结合,进一步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

  李大钊对于方舟等青年学生组成的团体新生社,给予了关怀和帮助。新生社是1920年4月1日在于方舟、韩麟符的领导下成立的,成员大部分是直隶一中和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的学生运动骨干。于方舟担任新生社刊物《新生》的主编,他在《新生》创刊号上发表宣传反帝反封建思想的文章。作为北京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他与李大钊的关系非常密切,经常得到李大钊的指导和帮助。1920年秋,在李大钊的关怀下新生社改组为天津马克思主义研究会。

指导天津团组织的创建

  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后,李大钊对天津团组织的创建做出了重要贡献。

  1920年初,李大钊再次来到天津。由于陈独秀在五四运动中被捕,虽经营救被释放,但仍然受到军警监视,随时有再次被捕的危险。在李大钊精心安排下,两人乔装打扮,乘骡车来到天津。李大钊与陈独秀相约,在北京和上海分别活动筹建中国共产党。陈独秀转赴上海。李大钊在天津与章志、姜般若、胡维宪等一起,来到原俄租界会见俄共(布)党员鲍立维。同年3月,李大钊在北京大学组织中国第一个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聚集了邓中夏、高君宇、张国焘、黄日葵、何孟雄、罗章龙等一批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青年知识分子,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4月,共产国际派维经斯基、杨明斋等人组成的俄共党员小组至天津,经鲍立维介绍,由张太雷陪同赴北京会见李大钊,讨论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的问题。10月,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成立。

  在李大钊的指导下,张太雷建立了天津第一个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参与筹备成立团组织的成员谌小岑曾回忆:“李大钊先生要我先去天津找张太雷,成立S、Y(社会主义青年团简称)组织。”1920年10月,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在天津特别二区大马路一家裁缝店(今河北区建国道91号)成立,成员共七人,分别是张太雷、谌小岑、胡维宪、吴南如、郑德、陶某及京奉铁路局的一位职员。天津成为全国范围内较早建立地方团组织的地区。青年团成立后,一面组织团员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一面积极着手开展宣传教育和深入工人群众访贫问苦。不久创建天津第一份宣传工人运动的报纸——《劳报》。团组织还在南开中学、省立一中发售《共产党》月刊和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并且把《新青年》上发表的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印成小册子发行,扩大了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不久,李大钊介绍张太雷加入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为天津培养了第一名中共党员。1921年1月,张太雷受组织委派赴俄国工作,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活动也随之暂时停顿下来。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以李大钊为核心的北方党组织,对天津团组织的发展高度关注。

  1922年初,在李大钊和北京党组织的帮助下,天津重新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由于树德、李峙山担任书记部正副书记,成员共11人。天津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规定,团的性质是“纯粹的康民尼斯特(即共产主义)”,宗旨为“研究共产主义,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团组织的成员大都是原觉悟社、新生社或北洋大学、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中的进步同学,都是从五四运动以来,在李大钊的教育、引导下成长起来的先进青年。在李大钊的影响和指导下,团组织成立后以天津工人工余补习学校为阵地,以文化补习、教授必要的知识和技能为依托,通过读报、讲故事、作报告及个别交谈等多种方式向工人群众传播马克思主义,启发工人觉悟。团组织在各学校、工厂中发展团员、建立团小组、发动工人组织工会,将天津的群众运动和革命斗争推向高潮。

推动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创建

  1922年到1924年初,李大钊为实现国共合作,奔走于大江南北。他积极培养和发展天津早期共产党员,推动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建立。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李大钊负责党在北方的全面工作。在党的三大和四大上,李大钊均当选为中央委员。1923年6月,中共三大决定李大钊任中共中央驻北京委员,直接担负国共两党在北方的实际领导工作。会后,李大钊改组中共北京地委,成立中共北京区执行委员会。当时北京区委活动范围主要在黄河以北。为推动和领导全国工人运动,党成立了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李大钊担任北方分部主任,指导北方工人运动发展并积极发现并培养党员。至1923年底,李大钊先后介绍于树德、安体诚、江浩、李锡九、马骏、李震瀛、于方舟、安幸生等长期在天津工作的革命者加入中国共产党,党在天津的革命力量得到了加强。

  1923年12月23日,李大钊在天津学术演讲会以“历史与人生观”为题作了演讲,用唯物史观引导党、团员和其他先进分子正确地观察历史,积极地看待人生,为争取光明的前途而努力奋进。12月30日,他在天津法政专门学校首次校庆会上发表演说,题为“十八年之回顾”,勉励全体师生“不要踌躇,一往直前”,“为整顿我们的国家,恢复我们的国家而齐心努力”。李大钊的天津之行,加强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天津党的工作的指导,对天津地方党组织的建立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

  1924年1月,李大钊作为大会主席团五位成员之一,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参加大会宣言的起草等工作,为实现国共合作作出重要贡献,并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经李大钊推荐,天津的共产党员于树德、于方舟、韩麟符等人作为北方代表出席国民党一大,于树德当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后,李大钊指示于方舟、江浩等人返津,筹建中共天津地方组织。1924年春,于树德等5名党员和候补党员成立中共天津小组。同年秋,天津已有共产党员近20名,建立中共天津地方组织的条件基本成熟。9月的一天,天津全体党员在今和平区长春道普爱里21号(原34号)正式举行中共天津地方执行委员会成立大会。大会推举于方舟为委员长,江浩为组织部主任,李锡九为宣传部主任。中共天津地委的成立是天津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天津人民的革命斗争从此有了更加坚强有力的领导核心。天津地委成立后,为推动革命斗争发展,先后作出关于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妇女运动和学生运动等决议,天津的革命斗争由此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

  1926年2月,李大钊来天津出席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第三次代表大会。不久,又于3月14日来津参加孙中山逝世1周年纪念活动,他发表演讲,宣传孙中山的伟大功绩及其倡导的国民革命的主张。这是李大钊最后一次到天津。


  1926年3月,李大钊在极端危险和困难的情况下,积极领导并亲自参加了北京反对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三一八运动,号召民众不分界限地联合起来,反抗帝国主义的联合进攻,反对军阀的卖国行为。李大钊的革命活动,遭到北洋军阀的仇视。1927年4月6日,李大钊被奉系军阀逮捕。4月28日,在北京西郊民巷京师看守所英勇就义。虽然李大钊同志已经离开了我们,但他崇高的革命精神以及为中国共产党、天津党团组织创建所做出的光辉业绩将永载中国革命的史册,永远为人民所铭记。

(李俐   原载《求知》2017年第7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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