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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通联系青年“最后一公里”——改革开放路上的共青团系列报道之四
时间:2019-01-11      来源:中国青年报 


       40年来,广东每一处街头巷尾、港口码头都写满了与“改革开放”有关的故事,体现着变革的力量。新时代的共青团改革也在这里留下了鲜活的样本。

  2014年,团中央在广州试点“智慧团建” 。两年摸索之后,2017年,团广东省委率先在全国基于移动互联网重构“智慧团建”,并在全省全面推广。每一级团组织在系统建立直接下一级组织、录入校验团干部,直至组织的最末端团支部;团员在手机端搜索自己所在的团支部,自主向团组织实名报到。

  作为深圳市的一名社区团干部,桂诗剑的工作一开始并不顺利,原本登记在册的300余名团员,通过手机登录报到的却只有寥寥数人,“连团员都找不齐,那我以往做的工作还有什么价值?”以前说“光杆儿团书记”是开玩笑,如今却成了真。

  桂诗剑不断反思,通过半年多努力,查户籍资料,查征兵资料,走家入户寻访,一个一个民营企业去跑去问,最终找回了近200名团员。

  如今,“智慧团建”系统在广东全省已录入超过21.3万个团组织、移动端进驻26.7万名团干部。而在团统数据以往“估计”的近500万团员中,已经有超过400万人主动完成了在线报到,且每天人数都在增长。

  这场基于共青团组织基层神经末梢的“促活”,搅动了广东省共青团“自我革命”的一池春水,打通了联系青年的“最后一公里”,也成为共青团改革的样本之一。

与改革开放同频共振的40年

  在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回溯共青团这40年的历程,一直与改革开放、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同频共振。40年来,共青团根据党的中心任务和青年群体变化,不断调整工作思路、改革工作机制、创新工作方法,承担为党引领凝聚和培育青年的重任。

  1978年底,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征程。如何丰富工作内容、改进工作方法、扩大团的活动领域和探索出适应改革开放需要、又具有青年特点的新路子,成为摆在各级团组织面前急需回答和解决的问题。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共青团开始了关于团的体制改革的探索。

  “基层第一”的观念在此期间提出。1985年11月召开的共青团全国代表会议结束后,团中央组建了15个工作团下基层,全国高校团委、中直机关团委纷纷作出表率,一群青年干部开始走出高楼,走向乡镇,寻找向下生长的力量。共青团员第一次拥有了代表荣誉身份的“团员证”,从1985年在深圳试行,到1988年5月8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正式通过《关于团员证制度的决议》。从此,那本墨绿色封皮的小册子,伴随了一代又一代青年团员的青春岁月。

  1988年8月30日,历经近两年的研究、讨论和修改,团中央印发《关于共青团体制改革的基本设想》,各地团委结合地方党委统一部署,“要明确团的社会职能”“要理顺党团关系”“要克服官气和行政化倾向”,一次具有时代印记的体制改革探索全面展开。

  1992年,是改革开放40年中重要的时间节点。邓小平“南方谈话”,翻开了改革开放新的篇章。

  因为改革需要,1993年中共十四届二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政机构改革的方案》,其中对党政机关和群团组织提出转变职能、理顺关系、精简高效的改革要求。

  同年5月,共青团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大会强调,“团的改革是推动团的建设的必要条件,必须以改革的精神加强团的建设”。团中央机关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需要,在内设机构改革方面,进一步突出共青团的社会职能,撤销“研究室”,增设“实业发展部”和“权益部”。

  进入新世纪以后,在政府职能改革和群团机关机构改革的共同驱动下,共青团改革再次被纳入党的决策议程。

  2000年12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对工青妇等21个群众团体机关机构改革作出部署,提出完善领导和管理体制、理顺权责关系、改进运行机制、精简人员机构等具体要求。在推进机构改革的同时,创新基层组织建设也成为这一时期共青团改革的重点。

  2003年召开的共青团十五届二次全会通过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共青团工作战略发展规划》,提出 “坚持以党建带团建,坚持以服务促建设、以服务求活跃,不断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共青团组织体系和运行机制”。

  一年后,共青团十五届五次全会作出《关于进一步加强团的基层组织建设的决定》,指出要创新和优化共青团组织设置,不断扩大团组织对团员青年的有效覆盖面。

  共青团十六大工作报告中将“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团的建设”作为第八部分标题,强调要以走进青年为基本要求,大胆探索共青团基层组织建设方式,激发共青团组织的活力。

共青团改革进入新航程

  党的十八大后,共青团组织进入全面改革的新时代。加强和改进群团工作被纳入党的治国理政的宏大战略中,改革有了整体性规划和顶层设计。

  一个世纪前,在旧上海曲折弄堂中的霞飞路渔阳里6号,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个青年组织——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诞生。近一个世纪的岁月里,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助手和后备军,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始终保存着一种初心和活力。

  一个世纪后,还是在上海。2016年2月29日,正在召开的团上海市委第十四届七次全会上,来了4位挂职、兼职副书记。丁波来自《解放日报》,记者出身;于杰是个创业者;王坤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第二十三研究所第二研发部主任;最年轻的史逸婵则是上海青年社会组织“白领驿家”的负责人。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党的群团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党的群团工作是党通过群团组织开展的群众工作。这是我们党的一大创举,也是我们党的一大优势。要下决心纠正机关化、行政化、贵族化、娱乐化,切实保持和增强党的群团工作的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2015年底,经当时的中央深改组审议批准,上海、重庆着手省级共青团组织的改革试点。

  丁波他们就在这样的机遇下走上了共青团改革的舞台,他们在台上一个90度的鞠躬,主席台下掌声雷动。他们的第一次亮相,不仅标志着上海共青团深化改革工作进入新阶段,也标志着共青团改革即将进入新航程。

  2015年11月20日,《上海市共青团改革方案》正式公布。其中一个重要举措是,团组织以“精干高效、不拘一格、五湖四海”为导向选拔、管理团干部,实行专、挂、兼相结合的办法选好配强团的领导班子。团上海市委机关里也发生了较大的人事变动,2016年2月中下旬,团上海市委机关内的部分团干部陆续到新岗位报到。

  按照改革方案,本轮共青团改革试点过程中,团上海市委机关编制精简30%,按照“减上补下”“补缺口、强一线”的原则,团市委机关精简27个编制,下沉到青年工作任务较重的大口团工委、团的工作力量相对薄弱的区县团组织和青年集聚的园区,充实基层工作力量。

  “注重面向基层一线”被重点提及。方案称,不唯年龄、不唯学历、不唯职级,从具有团学专兼职干部经验、基层群众工作经历的人选(如青年村官、青年志愿者、青年社会工作者、青年社会组织等带头人)中选拔培养团的领导干部。

  改革前,团上海市委共有14个机构部室,按照改革方案,团的领导机关应进行“扁平化”改革,团市委内设机构精简25%。

  这些改变都为了同一个明确的目标:方便更好地服务青年。

  全国省级共青团改革的另一个试点省份重庆,在2016年3月3日正式发布机关机构改革方案,原有的11个内设部室被整合为7个,精简36.4%。

  同时,团重庆市委精简机关和直属事业单位编制87名,减少机关领导职数3名、中层干部领导职数5名。精简的编制将全部下沉到基层,用于充实基层团组织工作力量。

一场从上至下的自我革命

  2016年,《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正式印发,这个由党缔造和领导的、拥有95年历史和8700多万名团员的先进青年群众组织,全面进入“改革进行时”。

  四大方面、12个领域、99条改革措施,迅速在各级团组织中推进落实。改革聚焦“政治性、先进性、群众性”的根本方向,刀刃向内,突出问题导向,一场从上至下的自我革命吸引了众多目光。

  改革首先让团的机关变得不一样了。人员来源“专、挂、兼”相结合,部门设置更贴近青年工作实际,各级团委全委会、常委会中基层一线代表比例大幅提升。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公司的徐辉在团十七届五中全会上被增选为团中央候补委员,和徐辉一样来自基层一线的年轻人,在团中央委员会和常委会的占比已分别达到50%和25%。

  改革中,团中央还推出了“走出去”的组合拳。一是“8+4”常态化下沉基层。团中央、团省委每年一半的干部在机关工作8个月、在县级团委工作4个月,两年一个周期,重在了解基层实际、推动工作落地;二是“4+1”到基层报到。团中央在岗干部每周在机关工作4天,同时按照就近就便的原则,在基层社区开展青年工作1天,重在养成群众工作习惯、塑造群众工作作风;三是“1+100”直接联系青年制度。所有专职、挂职团干部,每个人直接联系100名左右各领域普通青年,开展联系、服务、引导工作,重在把握青年脉搏、做到一呼百应;四是“走进青年、转变作风、改进工作”大宣传大调研。团的领导机关全体干部每年八九月间到基层开展3周工作,重在摸清基层情况、指导推动工作。

  团中央青年志愿者行动指导中心副主任黄英锋,从北京前门东大街10号的机关大楼里来到贵州省惠水县。“下沉”结束后他拿出成绩单,办了3件事:设立了100万元的惠水青年工作基金;办了一场县志愿者服务项目大赛;实现“一学一做”教育活动广覆盖。

  如今,“下沉”对于像黄英锋这样的团干部来说,已是一项常态化工作。据统计,共青团第一轮下沉基层工作中,团中央和团省(区、市)委机关共派出专职干部1391名,派驻到509个县(区)团委开展工作。下沉干部共走访调研基层单位1.5万余个,直接联系青年约14万人,记录工作日志8.6万余篇,撰写调研报告1394篇,收集整理、研究提出意见建议近万条。

  改革取得了许多实实在在的成效,对于广大青年来说,最熟悉的莫过于互联网上亲切的“团团”。

  “大力实施网上共青团工程,形成‘互联网+共青团’格局,实现团网深度融合、团青充分互动、线上线下一体运行”……这是《共青团中央改革方案》的任务部署。

  青年在哪里,团的建设和工作就要延伸到哪里。当绝大多数青年都在刷着微博、聊着微信、玩着抖音时,共青团深刻认识到,进入网络空间,与青年深度接触和交流,是必须要做的一件事。

  “只要青年在的地方,无论千山万水,‘团团’都赶来见你。”团中央进驻Bilibili网站开篇语中的这句话,在青年网友中普遍传播,已成为共青团的“网上宣言”。

  从2013年12月27日“@共青团中央”微博、微信上线开始,到现在快手、知乎、B站、QQ空间、今日头条、网易云音乐等网络平台的全覆盖,共青团已是各大平台上的“网红”。

  “共青团改革任务千头万绪,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新疆共青团当前的主要矛盾就是从严治团。”2017年9月25日,团新疆区委党组书记赵川在全区共青团改革攻坚电视电话会议上,提出了团新疆区委的改革重心。此次会议尖锐地指出,一些地方的团干部不像团干部、团组织不像团组织、团员不像团员,解决这个“三个不像”问题,是矛盾的主要方向。

  此后的一年多时间,团新疆区委发扬自我革命精神,以刀刃向内、刮骨疗伤的决心,打出从严治团“组合拳”,问责处理各级团干部203人、团员63人,对19起工作不严不实的典型案例点名道姓公开曝光,出台从严治团指导督导实施办法,制定团员发展“九个严禁”纪律,坚持从严治训、凡训必考……交出了一份成绩不俗的担当答卷。

打造青年“身边的共青团”

  打铁还须自身硬。深化团的改革、发展团的事业,关键在于从严治团。政治上要严,团的干部队伍建设要严,团员队伍建设也要严。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对从严治团提出的明确要求。

  2018年上半年,共青团中央发出通知,部署全团开展“青年大学习”行动,把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精神作为首要政治任务和核心业务。

  2018年10月,团安徽省委在全团率先搭建直接联系到基层团支部和团员的线上学习平台。该平台根据团组织架构搭建,实行实名打卡制,并且细分团组织学习“入口”,方便全省广大团员找到自己所在团组织进行学习答题,让理论学习触角延伸到基层团组织的“神经末梢”。

  在四川,去年9月的开学季,在团中央宣传部指导下,团省委启动了“开学第一堂团课”活动,在全省高校广泛传播《团团说“一干多支”》《团团致四川高校学子的一封信》等新媒体产品,成为落实“全团重校”,聚焦重点人群的一个重要举措。

  随着改革的深化,一种打破传统部门管辖的执行制度在团上海市委机关推广开来。新的办法,被称为“项目化运作”——以品牌项目为主体,确定项目小组并遴选出组长,从项目推进、经费申请使用到人员调配,组长全权负责。

  每一个小组,由来自团市委机关不同部门的成员、团市委直属事业单位成员和优秀团代表共同组成。而组长清一色都是团市委副部长及以下级别的年轻人。

  改革需要扁平化,共青团将“层层布置、层层下放”的工作方法,变成扁平化的工作设计,推倒部门“隔墙”,让年轻人的创新思考可以直接传递出来并得以执行。

  “青年在哪里,团组织就建在哪里。”这并不是一句口号,而是共青团深化改革,打通联系青年“最后一公里”的具体措施。

  在河南漯河市,“致尚健身”的8家连锁店也是共青团的“营业厅”。“黄金地段”漯河会展中心旁的包商村镇银行,一楼200平方米的面积也都全部建成“青年之家”,比办理业务的营业厅面积还要大。团组织在这里开展“学习社”活动,举办主题团日、体育健身、相亲交友、创业沙龙,为青年提供内容丰富的“菜单式”服务,青年在这里学习理论知识、参与志愿服务、开展交友联谊、交流兴趣爱好、接受就业创业培训、办理基础团务……

  截至目前,全国已建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各类“青年之家”4万余家。各级团的领导机关也按照团中央要求,全部建成向青年开放的“青年之家”,青年与团干部一起参加活动成为了常态。与此同时,线上的“青年之家”云平台建设也同步推进开来,目前已有1.6万个“青年之家”和团的领导机关在线进驻。通过地图定位就可以就近找到团组织,了解活动信息,报名参与活动,“我身边的共青团”正在成为越来越多团员青年的现实体验。

  “因为每一个你,永远做更好的自己。”共青团中央官微的一张海报里,有这样一句温暖的话,而这句话也正是共青团改革最平实的注脚。

(李翀 《中国青年报》 2019年01月11日 01版)